John Holloway

危机与批判

[英]约翰·霍洛威 著 孙海洋 译

英刊《资本与阶级》（Capital & Class）2012年第36卷第3期刊登了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哲学家，墨西哥普埃布拉自治大学教授约翰·霍洛威（John Holloway）的重要文章《危机与批判》，作者基于其自治的马克思主义（或称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讨论了“批判”的意义与方法问题,对批判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做了极富启发性的阐释。文章指出，批判就是将闭合的范畴重新打开，以揭示其内部的对抗性，发现被掩盖的危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仅需要从理论上打开劳动范畴所包含的双重性特征，关键还在于用具体劳动反对并超越抽象劳动的现实革命斗争，这才是当前批判理论与抵抗运动的真正核心，这才是另一个可能世界的希望。文章内容如下：

我此次回到《资本&阶级》是携任务而来，是挑战，也是攻击。我是来“分裂原子”的。

批判就是一种“原子的裂变”，就是将闭合的范畴重新打开，以便揭示其内部的对抗性。（在这一意义上，“开放的马克思主义（Open Marxism）”这一由博内菲尔德、刚恩、塞克佩迪斯ⁱ所杜撰的术语，是一个有益的同义反复。）

拿一个范畴过来，然后将其劈开。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或许是更多的范畴。以“商品”这一范畴为例，就像马克思所做的那样。将其劈开，我们会发现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抗性统一体。但这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深入核心，我们需要从理论上说服人（就像马克思所坚持的）。我们需要从人类行动方面来达致对范畴的理解，如果必要的话，还需要对层层叠加的概念化加以仔细考量。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我们从人类行动方面来理解社会世界才能清晰地提出为了改变现实何种人类行动是必要的。

接下来，进一步看“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抗性统一”，将其劈开，我们就来到了核心，中枢，一个直接表征着将人类活动对抗性组织化的概念，即劳动所具有的抽象劳动与有用劳动或具体劳动的双重特征。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就说：“这一点是清楚理解政治经济学转向的枢纽”。ⁱⁱ（第一卷出版后，他写信给恩格斯），“我著作的最大优点就是：1）劳动的双重特征，取决于它是否被表述为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所有对事实的理解都依赖于这一点。这在第一章中即被予以强调]。”ⁱⁱⁱ

我们以“商品”为例是因为大家对此比较熟悉，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以“国家”为例，将其劈开，你迟早会得出相同的结论，与此同时批判能在理论上说服人：同样是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自反性统一解释了国家的存在。资本是对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批判，但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宗教批判、政治批判、社会批判、性别研究等等：问题总是在于我们如何理解“从理论上说服人（ad hominem）”这一范畴的存在，它奠基于人们的活动以何种方式被组织起来。

我们劈开范畴，找到了人类活动的组织方式。思想范畴是奠定其基础的社会关系的表达。（“它们是表达特定社会状况与同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思维方式”^iv）当我们批判这些范畴的时候，我们批判的是产生这些范畴的社会关系。我们要开放这两者。我们视商品和价值为社会关系，将它们劈开以便发现劳动的双重特征，而这同时是社会关系与它们得以概念化之根。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劈开“商品”范畴看到了价值与使用价值，但起初这不是我们真正看到的。我们的眼睛关注的是价值。我们打开价值和使用价值，看到是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作为劳动的双重特征，但同样的事情反复发生。事实上我们的眼睛关注的是抽象劳动。这就是为什么关于价值的讨论如此之多，而关于使用价值的却如此之少。这也是为什么最近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劳动的双重特征时，绝大多数人只是聚焦于双重特征的一个侧面，即抽象劳动。

我们起初看到的是对抗性统一体占主导地位的时刻。而且糟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我们的批判沦为了一种统治理论。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资本主义的统治理论。这样的理论是一种反动的讨好，换句话说，它将我们封闭在一个假装能够进行批判的坚硬外壳之中。这是一种卡珊德拉（希腊神话中的凶事预言家）的理论，它将资本主义的分析与斗争运动分离开来，它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阶级斗争不断发展的框架式分析。我们不想要一种统治的理论，我们想要的是一种斗争的理论。我们不想要呻吟，我们想改变世界。

打开这个范畴再看一下，再更仔细地看一下。在这一对抗性的主导性时刻之下或之外，我们发现了从属性的时刻，它们在运动，在斗争。在价值下面我们看到了使用价值，在国家下面我们看到了反国家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抽象劳动下面我们看到了具体劳动（或具体的做）。我们不能非常清晰地看到它们，我们经常无法用清晰的言辞去表达我们的所见，因为它们都以另外的形式而存在。使用价值以价值的形式存在，具体劳动以抽象劳动的形式存在，社会或公共组织以国家的形式存在。换句话说，它们全部以即将被否定的方式而存在，正如理查德·刚恩所指出的。^v

否定，但不是彻底虚无化。包含，但又有所溢出。被辨识、被界定、被分类，但又打破了既定的身份、定义、类别。批判从理论上说服人，就是说，将我们带到社会现象之人类根源的批判，不可避免地是非身份至上的，因为它将我们带到一种不可接受的坐立不安的状态。批判从理论上说服人就是将我们带回自身，带向我们自己的批判之源，带向我们的拒绝，我们的愤怒，我们的尊严，我们的错位，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不可避免的精神分裂。那些以自己的否定方式而存在的东西与它们自己的否定物相斗争，不仅在它们的否定方式中存在，而且反对并且超越这种存在方式。我们批判的力量位于我们所批判的对象内部，或者更确切的说，存在于我们所批判对象的内部-反面-与-外面。我们批判抽象劳动的力量在于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这些批判者是具体劳动存在、反对并超越其自我否定物的真实运动的一部分。批判理论家不是特权知识分子，而是主体，行动者，具体劳动者，他们不仅以其自身的否定方式而存在，而且反对并且超越这种存在方式。

拿一个范畴过来，将其劈开，我们发现的不是哲学上的矛盾，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对抗性，一种持续不断的斗争，一种反向运动之间的冲突。抽象劳动是一种持续的攻击，是一种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永恒紧缩限制不断强加于人类劳动之上。而具体劳动则是一种朝相反方向上的持续运动，这一运动迈向的是我们自身活动的社会自我决定，人类创造性的推动力，人类生产的驱动力。

我们揭示这种对抗性，而且我们这一（揭示对抗性的）行为本身构成了我们所揭示的对抗性的一部分。我们的开放也是为了开放而进行的社会斗争的一部分。对劳动概念上的劈开之所以可能的仅仅是因为1968年的斗争在实践上将劳动劈开来。而另一方面，抽象劳动的运动，将我们的具体的“做（doing）”抽象化为劳动是一种封闭。将“具体的做”抽象化为劳动是对概念的封闭，也是对社会关系的封闭，在封闭过程中企图抓住其他的概念，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社会凝聚力，一种朝向拥有自己的发展规则、自己的身份逻辑、自己的同质时间的体系之形成的推动力。这是形式理性的推动力，也是启蒙运动的推动力。一种赋予它们信心、权力以及听起来似乎是唯一可能性的凝聚力。

发生学的批判，对不同概念起源的推导，（马克思称之为“回归之旅”，在《大纲》的导论中^vi）并不是解释资本主义如何成为其自身的。毋宁说，它遵循的正是这种封闭运动，这一运动使得社会屈从于法律安排。我们不能将这一运动仅仅描绘为一种逝去的过程，它恰恰正是我们现在的斗争。

但是封闭化从未完成，也不可能完成（因为如果它完成了，我们也就不会在这里批判了）。它缝合了我们头顶的天花板，闭合了我们四周的墙壁，但是我们仍然能够透过天花板和墙壁而看得更远。抽象劳动的世界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事物各安其位。但是我们并不适合于此。我们是错位世界的的一部分。我们小声嘀咕，我们喃喃细语，我们时常语无伦次，缺乏自信，但我们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个不合时宜的世界。具体的做与抽象劳动并不相配。我们就是这种不合时宜的表达，具体去做的呐喊。

我们打开一个范畴，发现它所掩盖的不合时宜。我们打开一个范畴，发现它掩盖了自身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批判理论就是危机理论，危机理论就是批判理论。如此众多的“批判理论”之矫揉造作是一种瘟疫，它们认为自身可以远离危机及其所表征的社会对抗性，这种危机理论的无聊空洞也是一种灾难，它们将自身视作令批判理论头疼不已的经济负担。

批判理论的核心就在于重新打开一切范畴中的最重要者：劳动，具体劳动（潜在地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尽管它以抽象劳动的形式存在，但它又存在、反对并超越抽象劳动，它作为抽象劳动的危机而存在。危机就是具体劳动存在、反对并超越抽象劳动的运动，革命就是具体的做反对并穿越抽象劳动的破裂：人类活动（生产力）的创造力就在于反对并穿越抽象劳动所织就的动态的社会之网。

这就是枢纽，这就是新近出现的反资本主义语法的核心。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将劳动范畴劈开，我们就不会再将资本主义或阶级斗争概念化为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抗性。劳动（至少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抽象劳动的话）是资本的创造者，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劳动又与资本站在同一立场，不是狭义上的劳动，而是源于抽象劳动所支配的理论与实践的整个世界。

这就是斗争所要表达的，不管工厂内外：我们不是劳工，我们不喜欢劳动，我们开展反对劳动的斗争，我们斗争是为了把具体的做从劳动——抽象劳动意义上的劳动，我们无法决定的一种活动——中解放出来。我们想将自己的人生奉献给我们想做的事情上，那些我们认为重要的事。

我说过我是携任务而来。这就是我的任务：在打开劳动范畴方面回到马克思，不仅仅是在重新发现抽象劳动概念的意义上，而是将反抗抽象劳动的斗争视作阶级斗争的核心，视作另一个世界的希望。

参考文献：